闻喜策略 “富足一代”年轻人，与父辈的冲突从何而来？

2021年6月7日，高考第一天，19岁的吉林女孩张雨希不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考场答题，而是拖着一个大箱子，以田野调查对象的身份出现在上海，接受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的访谈。

伊险峰和杨樱在做一个关于“富足一代”的项目，他们把“富足一代”限定在1995~2005年间出生。与普遍在情感忽视和物资匮乏中长大的60后、70后父辈不同，这十年出生的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40余年积累的物质成果中长大，受到的关爱更多，人生也有更多选择，就像张雨希，她最后去伦敦政治经学院留学，而不是只能拼高考。

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人在满足了底层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后，会转为追求归属、尊重、自我实现、认知等更高层级的需求，从这个角度说，“富足一代”自然与父辈有很多不同。

伊险峰和杨樱依据这些访谈，写成了《富足一代：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》一书，这也是国内第一本集中呈现两代人在身份政治、观念、思想等领域的冲突的非虚构作品。

年轻人被忽视的“精神世界”

《富足一代》可以看成是两位作者完成的非虚构写作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的“续集”。后者讲的是两位出生在沈阳工人家庭的70后医生，如何用40年时间完成阶层跃迁。书里不仅写了两位医生的人生，还呈现了双方家庭几代人的沉浮与努力。

伊险峰和杨樱采访王医生时，她女儿正读高三，王医生夫妇想让女儿出国留学，认为这样对她的发展更好。女儿不同意，质问父母“咋不爱国”，由此和父母发生代际冲突，甚至说着说着就直接摔碗走人。专业上非常成功的王医生感到困惑和挫败，伊险峰和杨樱也由此产生了兴趣：年轻人在想什么？他们某些与父辈不同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？在此之前，年轻人在思想和认知上的代际差异，很少有人去专门了解。

其实，早在2016年，伊险峰和杨樱就关注过与年轻人相关的话题。当时，移动互联网以新经济的形式蓬勃发展，外卖、电商、网约车、微博、短视频……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也从那时开始使用手机，从小在家庭呵护下长大的他们，自然成为商业追逐的新对象。

根据两位作者的观察，那时的创业者和投资者，一头盯着风口，一头盯着年轻的消费群体，关心年轻人所有行为、习惯和场景，想年轻人所想，为年轻人服务，年轻人被“宠爱”备至。

也是那时，在他们联合创办的自媒体“好奇心日报”上，伊险峰和杨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：“这个社会，对年轻人太好了吗？”他们访问了20余位公众人物，试图探讨：在这个快速发展，充满优绩主义、消费主义，又随处可见碎片化信息，以及被大数据构建了重重信息茧房的时代，谁来照看年轻人的“精神世界”？比如，如何面对异议和跟你不同的声音？如何避免阴谋化的思维方式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发现真相？

最初开始访谈时，他们想找类似王医生女儿那样的年轻人，但发现很难，很多被询问者觉得身边人没和自己某些观点明显不同的人，“早就删了”，大家也很少在公共议题上深入聊天。后来，读者群里有年轻人自愿成为“志愿者”，他们又陆陆续续介绍了其他采访对象，访谈局面慢慢打开。

对于把访谈对象命名为“富足一代”，两位作者解释，“富裕”主要看钱多钱少，“富足”更接近一种相对状态。书中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城市，他们父母的背景比较多元，有经营饭店的个体户、下岗职工，也有医生、咨询公司创始人、教育工作者、建筑工人出身的工程监理，还有高中都没读完但通过炒房积累起财富的地产商，甚至巨额财富来自灰色地带的小城精英。

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各异，但得益于时代发展，受访者们的成长环境大体一致：早早接触网络，看网络小说、动漫，打游戏，追剧追星，长大后普遍关心社会问题、国际政治。

见面后不想“锤他一下”

“富足一代”的观点、看法其实很难一概而论，他们自信、聪明、矛盾、迷茫，理解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在“什么时候第一次出远门”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上，张雨希就与70后的伊险峰和80后的杨樱有不同看法，“那就得算是瑞士了”。高二那年暑假，张雨希获得去瑞士交流十个月的机会，由此给自己一个gap year，这也是她比同龄人晚一年上大学的原因。

伊险峰和杨樱对这个回答很不理解。张雨希家境不错，难道去瑞士之前她就一直在东北，没去过北京、上海之类的大城市？结果张雨希向他们投去疑惑的目光，“这也算啊？”她大姨在北京，高中就经常去大姨家住，她不觉得北京“远”，也不认为去趟上海是多大的事。

杜斌是北京一所985工科大学材料学专业的博士，本科也是985大学，他五官精致、笑容和善，是学生干部，给人听话乖巧的初步印象，但是一交谈，他的一些价值观就流露出来。

“这么说吧，男同志做家务难在哪儿？”“洗衣服的事，男孩子家长不太让洗衣服”“我妈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洗衣服，除了因为懒、费时间，最关键的一个点是，我眼神儿有点近视……”交流中杨樱还发现，杜斌虽然喜欢强调自己“实事求是”，但讨论“loser”时又充满慕强的思维，“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不适应的时候，环境到底负不负责任拯救这个人？”

类似这些前后冲撞又零碎的观点，很多访谈中都有。杨樱说，如果在互联网上遇到他们，她不仅不会与对方交流，甚至看到对方某些单独拎出来可能是惊世之语的观点，也会像很多网友一样愤怒，甚至产生“想锤他一下”的想法。神奇的是，现实中大家真正面对面聊天时，“尖锐”的感觉没有了，“我们的交流是平等的，不曾隐瞒的，大家会暴露彼此的不同”。

杨樱还感觉到，年轻人一旦有机会被人认真倾听，他们愿意讲述自己的不同，尤其是说成长经历时，大部分人都很坦诚。芯片厂技术员郭星非常喜欢科幻小说《三体》，自称是“工业党人”，但是思想中又有很多极端的地方。郭星讲述了父亲怎么做生意败落进而因赌博入狱，如何被爷爷养大，爷爷家里的书如何对青少年时代的他产生影响。

“郭星说他在山西是什么样的家庭，在职校是怎样的成长路径，当这些东西并列呈现在我面前，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可以把他的观点放在更具体的谈话里面理解，把观点合并在一起，对他的思维方式是能理解的，虽然我不能同意。”杨樱还说，如果沟通机制健全，其实彼此都会善良很多。

“巨富之家”可能少反叛

两位作者与访谈者交流时也会发现，自己很多想象其实来自成见、经验，还有基于以往的价值观判断。

在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里，他们写过东北下岗家庭的生活情况，一听受访者曾紫薇说父母也是东北下岗职工，他们脑海里就浮现出类似个人奋斗和穷苦的色彩。

但是曾紫薇除了会被家人教育花钱不要大手大脚，不觉得父母下岗的家庭背景赋予了人生什么特殊性。她在上海上学，一个月开支三四千，从来没想过这些花销，对退休金加在一起只有8000多元的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。“我们天然的想象就是东北下岗家庭是挺难的，曾紫薇完全不会这么认为，她不觉得自己爸爸妈有什么苦的，这就很挑战我的观点了。”杨樱说。

同样是沈阳人的伊险峰分析，曾紫薇1999年出生，她对生活有认识的时候已经是2004年，家里过了最艰难的阶段，所以她没有那么多僵化的东西，“和我们对‘下岗’的感受是不一样的”。

虽然书名叫《富足一代》，但书中的受访者基本来自中产之家，没有“富二代”。伊险峰说，这样的访谈者也有，但是超过他们预想的是，有些巨富之家长大的年轻人其实不太反叛，虽然他们也会对父辈有不满，但是会接受大人的安排，“他们不会反叛家里的钱”。

伊险峰访谈过两位年轻女孩，都是叔叔特别有钱，可以给整个家族提供各种资源和安排，两个女孩都很有家族意识，家族成员之间也有凝聚力。“道理很简单，只要家里有人有巨大的财富或者资源，哪怕对方爹味很重，但是就会吸纳家庭里所有的人。”

《富足一代》中，还用相当篇幅讲了父辈，从林先生、温小姐和周先生三个人的阶层跃迁，呈现父辈们的几种致富方式：有的靠家庭资源、有的靠高考，还有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非常擅长商业运作，也非常自信，同样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

然而，当他们和“富足一代”出现观点碰撞时，有时的表现又让人大跌眼镜。法国留学回来的周先生是博士，曾在高校任教，后下海经商，倡导“民主自由”，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、成熟稳重。

他的妻子却说，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结果一旦不好，周先生就“又打又骂”。2020年上半年，周先生和读大学的儿子在某些重大公共事件上立场和看法不同，两人发生争执，最后周先生叫儿子下跪认错。“周先生虽然去法国留学多年，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家子弟，根本的思维还是没有变，他是有两层‘皮’的。”伊险峰说。

在书的最后部分，两位作者坦率地说，尽管做了很多访谈，接触了很多人，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他们不能说很了解，有些甚至很难说得上喜欢，“但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一种常态”，呈现出两代人的不同，“就离真实情况近了一步”。